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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“非职业”摄影师的家乡情怀

综合体育 时间:2018-02-25 05:18 点击: 作者:新京报
[导读]非职业摄影师刘建国。受访者供图 刘建国,68岁,大连人。他中等身材,因为常年背着十几斤的摄影器材走街串巷,他走路飞快,面相上也比同龄人显得年轻。 大年三十下午,在90多岁的父母家里,把年夜饭的饺子馅剁完,刘建国麻利地拿出背包里的三脚架,架在客厅,镜头对焦


“非职业”摄影师刘建国。受访者供图

  刘建国,68岁,大连人。他中等身材,因为常年背着十几斤的摄影器材走街串巷,他走路飞快,面相上也比同龄人显得年轻。

  大年三十下午,在90多岁的父母家里,把年夜饭的饺子馅剁完,刘建国麻利地拿出背包里的三脚架,架在客厅,镜头对焦,招呼好家人,来了一张全家福。

  “摄影大腕又给我们来了张照片啊。”家人们调侃着。刘建国是家里的长子,因为他三十年来的摄影经历,对家人来说,每年的合影由他拍早是习以为常。而年夜饭的话题也必然与摄影有关,这一年拍了什么?又获了什么奖?都是下酒好菜……

  刘建国的书房里,是成堆的、发黄的日记本,分门别类的摄影图集,大量的历史建筑书籍……从1989年起,他开始进行古街巷、建筑的摄影记录,如今仅拍摄的大连金州城图片已累计达10万余张。

  去年年底,他撰写的反映家乡城市建筑的影像书籍《古城拾遗——金州影像记忆》摄影图集即将付梓。

  作为一位“非职业”摄影爱好者,刘建国连续30年拍摄大连,他的图片成为一些已消失老建筑的最后留影,也成为大连发展的见证。“关键是我想让年轻人知道,我们这里有一座很好的古城,很规矩的很标准的古城,这个古城怎么变化了?如今什么样了?这是一段金州城的发展历史。”

  

  (以下为刘建国口述)

  从放电影到做磁带

  1971年下乡回城后,我被分配到了电影胶片厂。我所要做的一个工序是检验成品电影片,需要通过放映进行检验,厂子就把我派到县里电影院学习放映。

  做放映员期间我开始接触了影像技术。

  现在电影院放电影用的是数字投影机,我们那时用两极碳棒,正负极接触打火,利用碳棒间隙产生的弧光照明,把胶片上的影像投射到屏幕上。而碳棒之间的间距非常重要,距离不一样产生的光线不一样,太远了会灭,太近了会刺眼。

  那时候放映员很辛苦的,一个样板戏两小时十分钟,左右两个机器,一卷片子8到10分钟就放映完了,为了电影可以接续上,两部机器十分钟一交替,稍微一疏忽,电影就断片,银幕就黑了,下边观众就开始喝倒彩,嗷嗷你。

  也是放映时积攒的经验,为我今后的摄影奠定了很大的基础。事实上,电影就是每一个摄影画幅组成并流动,一部电影每一秒钟24个画幅,这些画幅的构图和影像艺术都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我的脑子当中。

  1974年,由化工部投资,我们这个胶片厂改建成磁带厂。

  我是建厂者之一,被分配做施工员助理,学习建筑。也是这段经历,我对建筑的了解得到了升华,对建筑结构等技术层面开始了系统学习。也是这时开始针对性的了解金州城的历史。

  1990年,电视剧《渴望》令万人空巷,毛阿敏的主题曲也在全国轰动,当时中国图片社音像部的副主任何辉找到我,交给我《渴望》插曲母带,让我厂生产、发行。他是人大摄影系毕业的,聊摄影中我们成为了朋友,他帮我在北京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。

  有了相机拍什么?世界如同一个万花筒,可拍的东西不计其数,思考之后,我决定用我的摄影爱好去承载另一种爱好,那就是建筑。

  想为这些老建筑留下些影像

  上世纪80年代末,恰逢旧城改造,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改造尤为迅猛。我的家乡金州区曾是一座古城,自汉武帝元丰四年开始,便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版图。虽然金州城1948年就开始扒掉了老城门、城墙,但历史给这座城留下的老建筑并不少。

  日伪时期,这里建设了日本人居住区;日本投降后,又作为苏联的军事基地,建了很多俄式建筑;加之城内的明清建筑,普通百姓的联排平房……可以说,一座座建筑是一段段凝聚的历史。

  我当时就觉得老房子扒掉了太可惜了,就想为这些老建筑留下些影像。我身背相机转遍了金州城的大街小巷,这边拆,我这边拍,那边建,我那边拍。新的要拍,旧的更要拍,尽量留住那些即将消失的建筑和街景。

  可以说,我背了一辈子“书包”,小时候包里装着书,如今包里装着我的摄影器材。

  但我最核心的影像,还是老城金州。从旧城改造开始,至今,近三十年,我都没有放弃过对城市建筑的拍摄。

  哪一栋建筑是我记录的?太多了,比如“金州民政属”,日本统治时所建,被老人称为 “大衙门”,解放后被苏联接管,成为其一个司令部,后改为一家俱乐部。我拍了这栋建筑十几年,它曾经变成为旅馆、饭店,风雨侵蚀,也会被粉刷、修葺,每一段时间都有微小的变化。

  这是被保护下来的文物,但许多老建筑,老街、老景在我还没有准备好拍的时候就被拆得差不多了。譬如天齐庙、孔庙、南街浴池、邵家六大院、东街、曹家弄……

  其实你站在金州的最高处俯视,如今金州城的格局并没有变,老街道还是那个老街,以东城南北四条大街为辐射,城市布局并未变。只是城门楼城墙扒了,原来的四合院变成了一栋栋楼房。

  2010年的一次,我背着相机走到了金州区八里,看到一栋老宅的窗棂虽然被用旧塑料封上了,但很别致,小院里两棵树明显看至少有一百年。我走进院子里,和主人介绍我是摄影爱好者。他们就说“那你给我们拍个照片吧,给家留个影。”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房子要拆迁,熟悉了之后,我就和这家人成了朋友。

  这家老人说,这个房子是清道光年间的,院内的两棵大枣树就有百岁高龄。据说,甲午战争时期,他们的房子还被当做日军的指挥所。

  房子拆迁时,正好赶上《半岛晨报社》和大连文保单位搜集全市的古树线索,我就把几张照片发给了他们,记者刊发了稿件,呼吁城市拆迁时保护古树。

  大概是因为这篇报道的影响力,老宅拆了,那两棵古树果然被留了下来。

  但前段时间,我看到枣树还是不见了,秃秃的树根留在原地。如今,那里变成了小区物业停车场,能说什么呢?我很遗憾。

  建筑是一个城市的编年史

  拍得差不多了,我就想写一本书。

  我的目的是把拍的照片整理和分享一下。关键是我想让年轻人知道,我们这里有一座很好的古城,很规矩的很标准的古城,这个古城怎么变化了?如今什么样了?这是一段金州城的发展历史。

  为搞清金州古城的过去,我泡图书馆查阅各种史志,搜寻相关资料,阅读文史书籍,请教专家学者,探访金州城老人,寻找一切可以在我的脑海中形成各个历史时期金州城轮廓的线索。

  读我的这本书,你会发现,早年的金州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,都有一个瓮城,

  城市要发展,这城墙和瓮城却成了障碍。于是就都被拆掉了。

  类似被拆的老建筑还有很多。

  我理解,很多老建筑的拆除都有它的客观原因。比如旧房子供水排污都有困难,还有采暖问题,防火安全问题,条件肯定不如现在的房子。作为老百姓来说,都渴望改善生活条件,向往现代化的生活。

  但是,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,建筑是一个城市的编年史,是凝固的记忆,是需要保护的。

  盲目的拆除,往往意味着文化的缺失和对历史的不尊重,是一个时代和城市的悲哀。这也是我要写《古城拾遗——金州影像记忆》这本书的原因,要为子孙后代留点什么。

  但是,我所写的书里并不仅是惋惜和遗憾,我也记录了金州的繁荣和发展。我会为老宅的逝去遗憾,也会为新建的高楼商厦欣喜。

  你如果离开家乡,离开这座城市十年再回来,肯定不认识了。这代表我们并没有落伍,代表了城市在发展,世界各城市有的,我们也有。

  ■ 同题问答

  新京报:用一个词来总结2017年。

  刘建国:欣慰,我用了30年拍的照片而整理的一本书,去年年末送到出版社了,我很欣慰。

  新京报:过去一年家乡最大变化是什么?

  刘建国:辽宁自贸区的大连片区在我的家乡挂牌了,我很期待它的发展。

  新京报: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和规划?

  刘建国:我想完成两本书,一本是我的日记摘抄,另一本是《南站情怀》,也是一本图片集。

  新京报: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?希望怎么改变?

  刘建国:社会养老。我们这一代是响应国家号召,只生一个孩子,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养老的时候,但我们的子女面临的压力很大。我希望国家能在这方面出台一些政策和办法,可以减轻我们子女的压力,让我们更好的养老。

  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刘洋

    责任编辑:朝阳互联小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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